建安诗歌数量庞大,且有着明确的发展脉络,故而像我们之前讨论永嘉诗歌那样只写刘琨郭璞的两首代表作显然是没有办法概括整个时代。但是,因为其时代过于庞大、脉络过于清晰、前人感悟过于充分,要把这一时代面面俱到地讲清楚并不现实。所以我们对这一时代的论述就只打算挑几首我们喜欢的诗歌随便写点赏析,指望做得有多全显然是不太可能了。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改元建安。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三月献帝改元延康,十月禅位曹丕,东汉灭亡。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诗人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建安一朝当然也不例外。建安一朝的风气大体都是尚冷峻、尚通脱。为什么呢?这要从汉献帝的即位开始讲起。
献帝的皇位并非直接来自继承,而是董卓进京的产物,所以汉献帝从即位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傀儡。董卓自封相国专擅废立,引起关东诸侯不满,遂纷纷起兵讨董。董卓之后,汉献帝又流落到了曹操手上。曹操控制献帝以后并没有大政奉还,而是同样奉天子以令不臣。他先是自封魏公,又自封魏王,但是始终没有称帝。《资治通鉴》记载,曹操说过一句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活着的时候一直是纣王手下的一个诸侯,最终他的儿子也就是周武王却打败了纣王,追封父亲为文王。曹操死后曹丕做了皇帝,尊曹操为魏武帝。这么看,曹操倒确实兑现了自己的话语。
在董卓进京前,天下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其一是黄巾之乱,其二是党锢之祸,这两个事件深刻影响了曹操时期的政治特色。曹操统治的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推崇严刑峻法。一方面是因为黄巾作乱,另一方面在于,大乱之后,天下诸侯割据,人人都想当皇帝,况且前面还有董卓曹操两代例子,所以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所谓清峻,就是文章简约严明,不拖泥带水。
第二个特色是尚通脱。“通脱“的意思是随便、随心所欲。党锢之祸使朝廷意识到,士大夫凭借师生、门生故吏以及清议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已经具备了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的能力;而黄巾之乱则进一步暴露了传统儒家士大夫政治秩序在应对社会危机时的无力。原有的儒家体系已经难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对于曹操而言,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不仅需要在政治制度上削弱传统士大夫集团的影响、改变传统士大夫集团对人才评价的影响,也需要打破这套旧有的社会规范、在思想文化上打破这套旧有的社会规范。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儒家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曹操在征辟人才方面也是如此。对曹操而言,一个人即使有不仁不孝之名,只要确有才能,便可以得到任用。这种唯才是举的风气在曹魏以后仍有延续,但到了两晋,随着九品中正制逐渐演变,选官标准越来越受到门第的影响,最终形成门阀政治。在我看来,这种唯才是举的风气,一方面固然是曹操主动提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曹操自身的政治处境有关。当谈到两晋时,我们往往会引用《陈情表》中的“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儒家治国讲忠孝,而司马氏得国靠的是弑君上位,因此对晋朝政治来说,从建国最初开始、从最上层开始忠就是不存在的。忠没有了,就只能谈孝了。这一点放在两晋之前的曹魏时代何尝不是如此。曹操行伊霍、曹丕法尧舜,从权力的来源来看都是不正的。这种政治处境也影响了曹魏以后的时代风气,并在此后数百年间留下深远影响。
由于现实局势的动乱,建安诗歌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明显具有不同以往的特色。我们可以与古诗十九首对照着来看。古诗十九首的诗歌往往都是含蓄温厚内敛,但是建安诗歌往往是激昂而发扬,而且处于一个文采不断华丽的昂扬阶段。以曹操父子为例。曹操的诗是激昂的,但是又是古朴的。钟嵘就曾经评价过曹操,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意思是,一方面曹操的诗是古朴的、不加雕饰的,另一方面则是有着一种气魄很大的悲慨,使人产生近乎苍凉的感觉。比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都在简单质朴的语言中包含着极大的悲凉。这种简朴悲愤的特色不仅体现在曹操身上。比如蔡琰写《悲愤诗》,开头就写到:“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谋逆,先害诸忠良。”真是激昂宏大又简单直白的议论,故而在我看来这种简朴悲愤应该是建安初的时代特色。
曹丕的诗仍旧保留了古朴自然的底色,但是相比曹操,已经明显增加了文采。比如《芙蓉池作》中的“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一低一高写出树木的姿态,“拂”与“摩”两个字又使景物显得生动。又如“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将霞光、明月、星辰与云彩组织在一起,色彩鲜明,画面也更加丰富。《燕歌行》也是如此,开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连续铺陈秋风、草木、霜露与飞鸟,短短三句便将秋日景象写得层次分明。其中“摇落”“辞归”“南翔”几个词又使景物有了动态,不再只是简单地交代眼前所见。这样的文采当然还没有办法和曹植相比,但是相比曹操,显然已经进步了一大截。到了曹植,文采的华丽已经无以复加。曹植我们后面会重点写,所以这里暂时不展开论述。产生这些不同并没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毕竟诗歌本身便是有生命的,这不同层次的发展则最好体现了诗歌的演进与生长。
内容上,建安诗歌的特点是浓郁的写实色彩。这一点同样可以和《古诗十九首》进行比较。《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大体生活在东汉末年,社会同样黑暗,诗人同样失望而不得意,但是他们毕竟没有经历过桓灵以来的种种变乱,也因此不可能具有像建安一样浓厚的写实色彩。我们上面提到的《悲愤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首诗直接而真实地写出了建安一朝的社会动乱。再比如,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青青陵上柏》,里面有一句“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这说的是东汉时期洛阳城内有南北两宫遥遥相对,宫门高耸入云,蔚为壮观。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西迁,焚毁洛阳。建安十六年,曹植在洛阳送别应氏兄弟,登上洛阳背面的北邙山,看到宫室焚毁、垣墙顿擗、田园荒芜、阡陌不识、荆棘参天、中野萧条、千里无人烟——这时离董卓西迁已经过了二十一年了。看到这里,曹植写道,“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胸中郁结,气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东都尚且如此,九州万方又如何?受此社会影响,建安诗人们不得不也不能不把社会现实记录下来,这也就是写实色彩的来由。
不过和写实主义相对的一点在于,魏晋时代,尤其是建安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从建安时代起,文学开始逐渐摆脱对政治、伦理、使用功能的单纯依附,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价值。先秦的诗书礼易春秋,尚书是一部政策大全,周易是一部卜辞百科,礼记是立法等级,春秋则完全是一部史书。诗经似乎是一部专门的文学作品,但是诗经的目的也往往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两汉主讲政治教化、经学传统和社会功用,强调美刺教化,颂扬帝王功业,表现政治秩序。到了建安一朝,文字创作才更加重视自身的艺术效果,比如对声律、对对偶的重视。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仍然是曹植,但是曹植的例子我们依旧一律不讲留待后文。
除了修辞学的美化,另一方面,文学开始有了自觉的艺术理论。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独立完整的文学批评论文。在此之前的文学批判,如《毛诗大序》,虽然也讲了不少文学问题,但是它们对文学的衡量往往依附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之上。《论语》讲了不少文学,但是一方面这只是寥寥几句话,另一方面孔子本人也并不赞成脱离教化职能的文学:“巧言令色,鲜仁矣。”但是到了曹丕,他意识到了文学内部的诸多特点,比如“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再比如,他意识到了不同文体应该承担不同职能,尤其是“诗赋欲丽”,创作诗赋就应当追求美感,这种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就是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这里我们要回过头来,来看看屈原。按照曹丕的文学自觉标准,屈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诗人。屈原为什么写《离骚》?是为了写一篇漂漂亮亮的作品青史留名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离骚的写作是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屈原在离骚中写道,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只有我一人种的花死了,那我也不伤心;但是现在天下的花全都枯萎灭亡了,这才是最值得悲伤的事情。屈原不是因为自己被放逐而郁结,而是因为自己眼睁睁看着国家走下坡路而无能为力。《离骚》便是屈原这种内心痛苦不已的真实流露。